□范孟春

我出生的村子叫令花村，是一个坐落在芮城县城北边的村子，听村里村外都叫她“梨花村”。据说是因在周代是当时古魏国王的梨花园而得名，至于从何时起叫令花村就不得而知了。我从小常常听人打趣地说：“梨花村，怪怪的，出了一窝卖菜的。”虽然令花村曾是古魏国王的梨花园，但历史的风吹散了梨花香，千年的光阴将这片土地磨成了菜畦，将种菜卖菜的营生深深刻进了村民的骨血里。种菜曾一度成了这里老百姓最普遍的谋生手段。

父亲是这片菜畦里一个沉默的耕者。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总是佝偻着背在我家对面那方寸菜园里摆弄着白菜、萝卜、大葱、大蒜等各种蔬菜，等到菜长成了，就收割了拉到集市上去卖，以维持家用。菜园北角的轱辘井是他最忠实的伙伴，在吱呀声中，父亲不断提起水桶浇灌菜园。水珠落在菜叶上，折射出晨曦的微光，也映出了家庭生活的希望。种菜可不是简单的事，其中的劳作辛苦自不必说，菜要卖上好价钱，也是有一番讲究的。我家种的最多的是大白菜，每到霜降，父亲便如临大敌，在后院把收割回家的大白菜根对根垒成矮堆，一面仔细垒菜，一面还要低声念叨着：“菜和人一样，冻不得，也燥不得……菜堆中间要留空间通风……明天降温还要再盖一层玉米秆……”也不知道他是在试着教我，还是在提醒自己。

赶集卖菜的日子总是披星戴月。父亲深知“货卖一张皮”的道理，在赶集的前几天，就要凑个好天气把白菜晾晒晾晒、细心整理一番，剔净烂叶、擦净尘土。整理好的大白菜饱满整洁、色泽鲜亮。父亲照顾白菜就仿佛护着襁褓中的婴孩。白菜被搬回屋里，放在地面铺好的草苫子上，用马蔺作绳捆上两道，再严严实实盖上旧棉被，这是怕夜里寒冷把白菜冻着了。卖菜的当天，天还没亮，父亲就要把白菜装上架子车，拉到十几里外的集市去卖。上小学的我每逢星期天放假，就得帮父亲去卖菜。架子车吱扭扭地碾过土路，我攥着麻绳在前头拉，父亲拉着菜车在后头。父亲的喘息混着晨雾，菜车的拉绳就像当时家里的生活，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身上。

令花村人卖菜，西面最远的到阳城镇，东面最远跑到平陆县的洪池镇、常乐镇，比较多的是去西陌镇赶集。我和父亲冬天卖菜，一般到集市还能看到天上的晓星残月，也顾不上天气寒冷和人困疲乏，最要紧的就是先找个集市中间的好摊位，才能宽心地去街道东面的饭店吃饭。那时的卖菜人下馆子也着实寒酸，早饭吃两角五分钱一碗的羊肉泡馍的不多见，多数人吃的都是五分钱一碗的醪糟泡馍，还有更节俭的是二分钱一碗的开水泡馍，馍馍都是自带的，让店家切碎冲热。因为家庭的不富裕和父亲的节俭，我和父亲出去卖菜通常吃的都是醪糟泡馍。但他一个人去卖菜的话，用开水冲辣椒面再放点盐和醋，拿馍馍蘸着吃就是一顿饭。父亲喜欢抽烟，又舍不得花钱买烟叶，经常瞅着四下没人注意，就跑到棉花柴堆前揉些干花叶当旱烟抽，但有时还是被村里的年轻人瞧见了，都风趣地叫他“棉叶伯”。同父亲赶集卖菜遇上行情好，一斤白菜七八分钱，一车菜能卖二十多元钱，父亲的心情也会像冬天的太阳，晴朗又温和，回家路上有时还会哼上几句眉户戏。遇上行情不好，菜价低，或是车上还剩不少没卖出去，回去的路上父亲就会紧绷着脸，沉默得像块生铁，压得人喘不过气。我一说话，父亲就冲我大发脾气，我一面挨着训感到委屈，一面也理解父亲心情，毕竟这微薄的收入是我们一家人生活的指望。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吃苦耐劳、老实本分的农民，就像菜园里最老的那棵白菜，风霜刻进褶皱的叶脉，苦涩酿成清甜的菜心。

种菜卖菜是令花村人的时代烙印和传承。我于1974年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还常和发小甘玲赶集卖菜。和父亲他们老一辈不同的是，年轻人头脑灵活，我们拉着架子车去学张、南卫沿山一带走村串巷卖菜，遇上村民要用鸡蛋或粮食换菜，我们都欣然接受，菜就卖得快些。即便我考上大学以后，寒暑假期间我还会和姐夫开着手扶拖拉机去平陆县的洪池镇、常乐镇赶集卖菜，用以贴补生活和学费。车斗颠簸，白菜上下窸窣作响，像在絮叨我们出发时父亲未说完的话。

随着家庭生活的改善，父亲、母亲晚年早已不再以卖菜为生。但我知道，是他们用一车一车的白菜供养我读完了大学，是他们用几十年卖菜的辛劳，将“勤”与“俭”烙成了我们的家训。在我们的悉心照料下，二老都以96岁高龄寿终正寝。二老晚年生活安逸舒适，在当时我们村和亲戚中是最长寿的，这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如今我和妻子都已退休将近10年，我们不时在运城、西安和成都轮转着照看孙子、孙女，过着轻松惬意的退休生活，但当年跟随父亲卖菜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常对我的孙辈们讲起轱辘井与马蔺绳，讲西陌集市的晨霜如何凝结在白菜帮上。这些故事里没有梨花香，却飘着更绵长的香——那是汗水渗进泥土的味道和白菜的清香，是几代人用脊梁撑起的艰苦岁月。这些记忆从少年到青年一路陪着我成长，让我尝过汗水的咸、日头的辣，也教会我攥紧拳头在难处咬牙。如今这些记忆像一颗颗充满生机的菜苗，在儿孙的血脉里一茬一茬长出新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