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引路书《陈寅恪的最后20年》
我的引路书《陈寅恪的最后20年》
■韩湛宁
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书籍在我的生命之中重要到几乎无法言说的程度，在数次重要的人生转折时刻，书籍都给了我关键的启迪和指引。但是书籍对我真正的影响却是深入到骨髓的，影响了我的思想与精神，造就了现在的我。
我曾经说过“诗歌拯救了我”，就是指在我人生最为无助和困难的时期，恰好阅读了大量的诗歌书籍与刊物，是那些诗歌支撑了我内心的信念，给予我走出困难的力量，使我保全了真正的自己。但是要问是哪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那一定是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对我思想和灵魂的影响，甚至对我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当时读之如光如电，如雷轰顶，其深刻和震撼现在回想起来，心绪依然不能平静。
我大概是在1998年读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是作者历时数年，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生命最后20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呈现了陈寅恪先生的真实生活、学术生涯与内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寅恪晚年作品的内涵，提出了不少真实大胆的见解，成为20世纪90年代罕有的学术著作与人物传记。
该书是我第一次认识到竟然有陈寅恪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学问之高深闻所未闻，性情之纯真如同赤子，洞见之深刻世间少有，气节之孤高震古烁今。他的学问人格、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芒更是深深照耀了我。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在残酷的逆境中坚守中国文化的内核与价值，坚持“以诗证史”的学术思想，更坚守他一代文化昆仑的高贵的风骨和人格的20年。其精神真正“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成为感召和引领着我坚守和探寻的精神力量。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历史学家，但他的才学和境界，以及心魄，应该说远远超越了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学大师的层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中国知识界人文精神的象征。作者认为陈寅恪先生有“史心”，并说“有‘史心’，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很高境界，史心包括才学、通识、博大。陈寅恪不但有史心，而且有‘人心’。人心者，包括善良、悲悯、豁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两者能得其一，已是难能可贵；而两者兼而有之，则是百年一遇了”。
当历史的真实逐渐廓清，陈寅恪先生为中国文化问题作出的巨大贡献，也终于日益呈现出来。陈寅恪先生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终于擦去蒙尘，散发着应有的光芒。早在1926年年仅36岁时，他就已经灿烂夺目，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傅斯年曾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而学问之外的陈寅恪，却是绝世孤衷的中国文化托命人，他在王国维的挽联序中也写道：“十七年家国久销魂，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伤身。”因此，他既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之心路苦炼，更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灵魂号哭。而最后20年中的陈寅恪，却是“领略新凉惊骨透”，唯有“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
1956年，章士钊专程前往广州拜访陈寅恪，在得到陈寅恪相赠的近著后，认为《论再生缘》“尤特出”，于是写诗道：“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一句“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章士钊敏锐地将“盲翁”陈寅恪先生的操守风骨与不附时流的智慧揭示出来，同时也暗示了他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剧性格。
“文革”中的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曾对陈寅恪有如下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作为陈寅恪晚年悲惨处境的一个注脚：“历史系陈寅恪，一级教授，反动史学祖师爷之一，以研究唐代史出名，今年79岁。本人是前清的探花，曾到日、美、德、英四国留学，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血儿……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把他揪了出来，他一直态度恶劣，广大革命群众确实对他愤恨至极。鉴于他已79岁，双目失明，终日卧床不起，决定把他养起来，作为反面教员，继续批判他的反动言行。”而陈寅恪的真实遭遇，其实比这些记录悲惨得甚之又甚。
对于这样的结果，陈寅恪也早有预料。他曾在所著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指出：“值此道德标准的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而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三十年只待一人
该书著者陆键东先生决心撰写此书的使命感、从档案入手的严谨写作态度、历时数年艰苦卓绝的治学精神同样令人肃然起敬。《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在超过千卷档案的积累上写就的。全书531页，引文的标注就达524处，其严谨态度可见一斑。他曾经说过“4000字的书写背后，可能要准备20万字的档案资料”。除了档案，他还把大量精力放在追寻知情者上，对大量与陈寅恪相熟的前辈进行多则十几次、少则六七次的寻访记录。对这些档案与知情者的寻访与研究，也使他对那漫长的20年有了深入的了解。
对于为什么一个非历史研究者却执迷研究冷门的陈寅恪，陆键东曾经有这样一段独白：“……精神的困顿常令我倍感痛苦……其抑郁可见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茫然与哀伤。而某种如天籁般的召唤力总在心灵深处不断敲打。某日终于明白我所为何来。”
从20世纪80年代被余英时先生所写的论陈寅恪晚年的文章吸引开始，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陆键东又陆续回母校与众多师长交往，聆听了众多以陈先生为代表的中大或岭南知识学人的悲惨命运，非常伤感，开始陆续访谈研究，积累素材，1993年辞去工作，“倾全力研治寅恪先生的史迹”。一次他翻阅故纸堆，意外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陈寅恪档案史料，他说：“每掀动一页发黄的旧纸，手在微微颤抖，心在怦怦狂跳。”正是这“三十年只待一人”的使命感，促使他“接上寅恪先生的命脉”，一心只为还原陈寅恪先生最后20年的坎坷心路而无悔付出。
另外，此书出版过程中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也颇为感人。那是在我的“中国当代书籍设计家系列研究”中，对原三联书店美编室主任、著名书籍设计家宁成春先生的深度访谈时，我提到了1995年宁成春为《陈寅恪的最后20年》做书籍设计一事，他非常激动，为我讲述了一段曲折感人的往事。他说，当时接到的书稿是作者手写原稿，厚厚一大包，粗看非常激动，一口气读了小半本，对陈寅恪敬佩之极，也对作者肃然起敬。下班时就带着书稿回家想赶快读完，结果在路上书包被偷，苦寻数日未果，懊恼自责不已。作者花费数年的心血竟然被自己弄丢，而丢的竟然是如此震撼人心的关于陈寅恪的书，万分焦急几日，原本黑多白少的花白头发竟然全部变为白发。大约一周寻找未果，他不得不和责编商议，向作者说出实情，作者沉默良久后答应提笔重写。而又过两日，出版社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有人捡到一包书稿询问失主，原来是小偷取走包里钱物之后将书稿丢在路边，被好心人捡起辗转寻来。宁成春拿到书稿之后喜极而泣，赶紧复印一套认真读完。他深为陈先生的精神感召，也为他最后20年的遭遇感到悲愤，于是全心地投入设计之中。此书封面格外凝重：失明的陈先生依杖沉默，如磐石般坐在幽黑的底色之中，上端的书名及文字紧紧地聚拢着，沉默着，清醒着，坚守着。
论学论治，迥异时流
同宁成春先生一样，我读之也为之震撼，而其震撼不亚于涤荡灵魂。从此《陈寅恪的最后20年》成为我的领路书，无论精神上还是行为上也都颇受影响。陈寅恪先生成为我人生漫漫航道上最为明亮的灯塔。
从那时起，《陈寅恪的最后20年》开启了我对民国一代知识分子，甚至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由此开始对陈寅恪、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吴宓、蔡元培、梅贻琦、傅斯年、胡适、陈垣等众多先贤的了解和阅读，更深刻地领悟中国现代学人的思想与风骨，不仅开启了做个读书人的梦想，也种下知识人格的种子。
我读完此书两年后，为了心中的设计梦想，放弃打拼多年小有所成的城市来到深圳；而在数年后又一次为了设计梦想，放弃优厚的待遇而转任清贫的大学教职，皆受陈寅恪先生为求学转载德国、瑞士、法国、美国、英国及中国香港、内地等地矢志不渝的精神所影响。又在担任教授和硕导数年之后，去考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完全是追随我的恩师吕敬人先生去真正学习而不是考虑文凭，就是受陈寅恪先生早年学遍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世界名校却没有任何硕士、博士头衔加身所影响。而近年我的“中国当代书籍设计家系列研究”，无论是自费研究这个偏僻课题的选择，还是不畏烦琐走访与考据、坚持“无一字无出处”的严谨审慎态度，都深受先生晚年“论学论治，迥异时流”，穷十年之力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之影响。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所给予我的，不仅是文化昆仑学识与风骨的召唤，更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灵魂的灼灼照耀。
（作者系我国著名平面设计师，中国出版协会书籍装帧艺委会副秘书长，芮城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