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喜孙炳新,土地承包全国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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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0票 浏览176次 时间:2018年9月14日 08:50
  闻喜孙炳新,土地承包全国先行

  ■运城日报记者 刘 杰 通讯员 段宁芬



  说起改革开放,不能不提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978年11月底和12月初,小岗村的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签订秘密协议,实行了土地承包。
  在山西省,最早进行土地承包的是闻喜县裴社公社南郭大队第三生产队。当时,23岁的生产队队长孙炳新,在安排1978年春的棉花播种时,通过签秘密协议,对所种植的棉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时间上看,南郭村比小岗村要早多半年。

未婚的他当上生产队长

  1978年春天,孙炳新被选为南郭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懵懵懂懂的他,进行了一场日后让人津津乐道的变革——包产到户。
  孙炳新的老家在河南平顶山市叶县,父亲是一位医生,一直在夏县一些医院行医。后来,孙炳新的父亲与家在南郭村的孙炳新母亲相识,因此落户南郭村。
  为了能填饱肚子,孙炳新从15岁起,就一直以照顾祖父母和上学为名,经常性地在祖父母所生活的平顶山市的一家塑料厂干临时工。到1977年年底,在孙炳新早已过了上中学的年龄后,23岁的孙炳新回到南郭村。正好赶上南郭村的班子变化。因为头脑活泛、见过世面,孙炳新当时就被选为第三生产队的队长。
  转眼已是1978年开春,孙炳新开始安排队里的农活。按过去的做法,首先是劳力用铁锹进行深翻地。以前大家干活都是混在一起,勤快的吃亏,偷懒的占便宜,因此大家都出工不出力,磨蹭着少干或不干。孙炳新见到这种情形,就把活儿分开,大家分组干,早完的早回家。
  这下见效果了,过去6点上工,到9点半下工时,往往活还干不完。现在分组后,每个组都是两个小时左右就做完了以前3个多小时的活儿,8点多就全回了家。
  翻地的活干完,该到了给地里上粪。摸着窍门的孙炳新直接把活儿分给了每个劳力,每个人载6趟,干完就直接回家。结果,效果更好,以前是打钟叫人,常常是6点还没开始干活。分工后,有的人早上5点就上工了。到6点大家出工到地里时,早到的人已载了两回粪。即使没有早起的,也都在8点半前干完活回到家。
  “我知道自己年轻,怕安排不好生产队的事,全队的人就得饿一年肚子。开春备耕这一上手,我觉得有办法了。”孙炳新说。而孙炳新的办法,就是包产。

  他与7大户签下承包协议

  当时的南郭村第三生产队,人口240人,耕地面积1060亩。孙炳新虽说是新手,却对往年的种植安排牢记在心:要保证500亩小麦面积,180亩棉花面积,其他的种杂粮和牲畜吃的牧草。1978年春,要完成的是种180亩棉花,到秋后,每亩上交20公斤到25公斤皮棉。
  孙炳新从前面的翻地和载粪实践中尝到了甜头。乐此不疲的他打算把棉花承包给几户经过他选择的村民经管,每亩上交皮棉40公斤,交剩下的归个人。本来上级安排种180亩棉花,他认为包产后产量会提高,就只安排种了110亩。
  这110亩地,孙炳新选择承包给7个大户人家。由大户户主牵头,吸收小户参加。安排下来,一个大户,最多的包20亩,最少的15亩。在队里和每户悄悄签合同时,孙炳新把双方的权利义务规定的十分清楚。队上,向农户提供种子和化肥,并安排必要的帮忙干农活(需抵工分)。农户在交够了规定的皮棉数后,就可记相应数量的工分,余下的全是自己的。棉田安排好了,玉米等杂粮种植,也都搞了承包。而每一份合同里,都有最为关键的话“不准泄密”。
  到了秋天,三队竟然迎来了前未有过的丰收。在其他生产队才刚开始摘花时,牵头包地的7个大户都如数交够了承诺的皮棉产量,可是,地里的棉花秆上,仍有不少未摘的棉花和棉桃。直接拿回家,根本没人有这个胆,孙炳新自然也发了愁。在经过一番痛苦的考虑后,孙炳新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借口种麦要腾地,让承包户将还有不少未摘棉纺织厂的棉花秆拉回自己家,对外就说,摘下的花还要交回。当时,棉田承包户在完成工分的同时,都有超产皮棉拿回自己的家。数量是多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孙炳新的判断是每亩有20斤超产,而村民被大大缩小的口径是,即使是对同样是承包户,最多也只承认每亩超产10斤稍多。
  随后是玉米等杂粮的合同兑现。孙炳新说,因为队里在肥料、浇灌、劳力倾向棉田过多,杂粮产量没有达到合同规定的数量,但玉米的产量,同样和棉花一样好于往年很多。当时,南郭村三队社员一年的标准口粮是小麦杂粮共360斤,为了让社员得实惠,孙炳新在分口粮时又“耍了招数”。他的招数是,不分成品玉米,而是论堆分棒子,然后拉到各家剥玉米粒。而分堆时,全部是目测估算,尽可能高估。
  这样,一堆本来能剥50斤玉米的棒子堆,孙炳新却说没有多少,只要求交30斤,社员们自然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孙炳新笑着说,这样的做法当时也有罪名,叫“瞒产私分”。

  全公社干部会上遭遇批斗

  1978年12月份,按照当时的农村惯例,各大队的大小队干部都要集中到公社开上半月左右的会。在会上,每个人都要汇报自己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轮到南郭革委会主任汇报时,他非常痛心地谈到自己的失误,反复说自己没有管好孙炳新,致使三队的社员把带着棉桃的棉花秆拉回了家。这话引起了公社干部警觉,这些干部阶级斗争经验丰富,分析孙炳新很可能是在搞“单干”。孙炳新当即被软禁起来,要求他写检讨、如实交代问题。因为孙炳新一直不承认,后来公社干脆将孙炳新交给公安,由两名公安人员夜以继日地做工作。
  “当时我几乎都要崩溃了,如果最初知道分田承包是判重刑坐牢的事,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40年后的孙炳新,说起当初的情况时,仍心有余悸。
  “几天之后,公社领导再找我谈话,表情明显不同了。原来就是那几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全国从上至下都开始学习会议精神。我的事竟然变成好事了。”孙炳新说。了解到政策确实有变后,孙炳新大着胆子说出了自己搞家庭联产承包的事。等他走出禁闭室的时候,他看见他和社员开春签的承包合同,已被用大红纸裱衬着贴在墙上,下面聚集着的人们正在观摩学习。
  后来从运城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位置上离休,当时是闻喜县县委书记的张世贤,在全县组织的报告团巡回演讲时,还反复肯定孙炳新的“改革”。
  而获得支持的孙炳新更加胆大。到1979年春天,孙炳新干脆把队里的全部土地、牲口都分给了社员。这样的做法,和当时中央的精神是违背的。孙炳新找张世贤诉冤枉时,总支持他的张世贤也说:“你可是捅下大活儿了。”可是,张世贤对孙炳新的做法却没有制止。好心的公社书记怕孙炳新背上思想包袱,说孙炳新:“张书记没说你对,也没有说你不对。你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吧。”
  张世贤离休后写的回忆录中也分析了孙炳新的改革没有及时宣传出去的原因。在当时的山西乃至全国,对于新形势的认识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到1979年3月,《人民日报》上还发表了连包产到组都反对的“编者按”。闻喜当时兴起的联产到组、到劳动力的生产队有877个,《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发表后,600个到组、到劳动力的生产队又回到了“大锅饭”。孙炳新被埋没,也就成了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后来的孙炳新,仍继续担任生产队队长,并在1982年至1984年间,担任了南郭村的村委会主任,后来因为超生被免职。在2003年的时候,他又被村民海选为村委会主任,到2005年换届选举时落选。落选后的孙炳新想的很开,当年在老家平顶山工厂当临时工,他是厂里的食堂帮厨,有掌厨手艺的他就开始随村里的一条龙跑红白事。虽说收入不高,孙炳新却干得有滋有味。
  如今,63岁的孙炳新身体健康,在镇里的一家幼儿园干厨师,有空的话,仍然干干红白事一条龙。对现在的生活,他相当满足:“当下的政策,真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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