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不是此“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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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0票 浏览101次 时间:2018年9月13日 09:05
“汾阳”不是此“汾阳”

 ——《辞海》举错一例

 
■王雪樵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六版)“汾阳”条曰:“①古邑名。春秋晋地。在今山西静乐西。晋惠公未立时,许封里克于汾阳,即此。”这个注释有误。
  “晋惠公未立时,许封里克于汾阳”,讲的是春秋时期晋国一段历史。《史记·晋世家》载:“里克(杀死奚齐、卓子后)使迎夷吾于梁,夷吾欲往,……乃使郤芮厚赂秦,约曰:‘即得入,请以晋河西地与秦。’及遗里克书曰:‘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此事在《国语·晋语二》中亦有记载:“(夷吾)退而私于(秦)公子挚曰:‘中大夫里克与我矣,吾命之以汾阳之田百万。丕郑与我矣,吾命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君苟辅我,……且入河外列城五。”
  故事说的是:晋献公宠幸骊姬,逼死太子申生,赶走了公子重耳、夷吾。献公死后,大臣里克杀死了骊姬之子奚齐、卓子,要请重耳回国主政。秦穆公派人与重耳商量,重耳未应允。又见夷吾,夷吾对来人说:里克如能帮我回国践位,我将把汾阳百万之地封给他;丕郑若能帮我,我将把负蔡之地七十万亩赐予他;秦国帮我,我将河外五城赠与秦。后来在各方帮助下夷吾回国登基,史称晋惠公。事成后,惠公不仅没有兑现诺言,反而杀了里克、丕郑,也没有将河外五城划归秦国。
  但是,这里夷吾所说的“汾阳之地”,却不可能在今山西静乐县一带。
  我们知道,西周初年叔虞封于唐,在今翼城,其地初不过“方百里”。传子燮父改国号为晋,至晋武公灭翼,周天子命曲沃武公为晋侯,地域还不够广大。直到晋献公大举开疆拓土,先后灭了杨(今洪洞)、霍(今霍州)、耿(今河津)、魏(今芮城)、虞(今平陆)、虢(今三门峡)等周边小国,地域才慢慢大起来。然而大体也不超过后来的平阳府一府之境。至于霍山以北当时还是狄戎之地,不属于晋国。到了晋文公作三行以抵御狄戎,晋襄公败狄于箕(今蒲县北),狄戎南侵之患才慢慢减少。文公之后六十年,晋悼公用魏绛和戎,以财货换土地,始取得霍山北面的地盘。直到晋平公用荀吴败狄军于大卤,晋国的北面到达洞涡、雒阴(今清徐、阳曲),太原一带才为晋所有。
  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晚年流寓晋南,曾对晋国历史地理作过实地考察,并在《日知录》中对此有专节论述。他否定介子推隐居地为介休绵山说,认为晋文公时代晋国疆域不逾霍山以北,重耳不可能到戎狄之地去放火烧山。
  据此可知,晋惠公指封之事发生在晋文公践位之前,当时晋国疆域远未达到太原,更遑论太原以北,夷吾诚然人品极差,但也不至于竟能以远距晋国数百里之外的戎狄之地(今静乐)来诓骗里克,何况他正有求于里克呢!而里克亦非等闲之辈,难道竟会因这种不着边际的“指封”而去为他卖命吗?所以,这里所说的“汾阳之邑”不会在太原以北的静乐。
  那夷吾所说的“汾阳”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
  从地图上看,汾水自晋西北宁武管涔山发源,一路南下,流经晋中盆地进入晋西南,至汾阴汇入黄河,沿途一千三百多里。古人以“水北、水西为阳”,概而言之,凡汾水沿途汾北汾西的地域均可称作“汾阳”。故历史上山西称“汾阳”的地名曾有过多处。除了最北边的静乐县西,汉代置汾阳县(治在今岚县南一公里处)外;东魏在龙门置汾阳县,唐置管州汾阳县,明代于兹氏地置汾阳县,民国初年改汾州为汾阳县,至今在襄汾县还有“汾阳坡”地名,等等。尽管史籍记载的“汾阳”有多处,但晋惠公所言的“汾阳之邑”绝不会超出当时晋国的辖境,应该是指晋国畛域之内汾河以北或以西的某一片地方。
  其实,只要还原一下夷吾指封时的情境,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夷吾作此承诺时流亡在梁,即今韩城。他急于回国践位,要取得秦人以及里克、丕郑的信任与支持,所指封的必然是近在目前,可望又可及的地方,不会太远,更不可能是不属于晋国的戎狄之地。
  这里不妨作一具体分析。夷吾指封给丕郑的是“负蔡之地”。关于“负蔡”,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当是“负葵”之误。汉卫宏《汉旧仪》:“祭地河东汾阴后土宫……,名曰汾葵,一曰葵丘也。”《集韵》:“鄈,通作葵。”《水经注》:“汾水西经鄈丘北。”“葵(鄈)丘”是汉武帝祀后土的地方。故“负葵之地”应是指鄈丘附近的汾阴之地;“汾阴”即汾南,在今天的万荣一带。而指封给里克的则是“汾阳之地”,“汾阳”是汾北,应即是今天河津、稷山、新绛及襄汾一带的地区,当时是晋国最为富饶之地。换言之,两处指封之地,“负蔡(葵)”与“汾阳”一在汾南,一在汾北,其实是一片相连的土地,与对面的“梁”(今韩城)亦仅有一河之隔。至于许于秦国的河外、河西地,则是距“梁”不远的晋国城邑。这些地方,指称明确,触之可及,且比较富庶,所以夷吾的许诺才得到了各方的信任,从而达到了目的。而反观“汾阳——静乐”地,情况则大谬不然。它不仅远在数百里之外,山封水阻,人烟荒渺,且其获“汾阳”之名始于汉初置县,在此前440多年的春秋时期,它还不属于“晋地”,晋惠公即便想指封此地,何以知其为“汾阳之邑”,又何以有权指封呢!
  那“‘汾阳——静乐’说”的始作俑者又会是谁呢?
  查阅典籍,早期的注释皆取后汉贾逵之说。三国韦昭《国语注》说:“贾侍中(逵)曰:‘汾,水名。汾阳,晋地。’”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亦说:“贾逵曰:汾,水名。汾阳,晋邑。”只是笼统地说汾阳是“晋地”“晋邑”,并没有指出具体的地点。而后世最早指认“汾阳”是“静乐”的,应当是晚清学者王先谦。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太原郡·汾阳”条说:“【补注】先谦曰:春秋晋汾阳邑,惠公以命里克,见《晋世家》。”看来,是王先谦《汉书补注》一书最先把西汉时所置太原郡汾阳县,说成是“春秋晋汾阳邑”,指认它是晋惠公“指封”之地。其实,西汉太原郡汾阳县,“故治在今岚县南一公里古城村,有古城遗址。”(刘纬毅《山西历史地名词典》)由于静乐县西邻岚县,二县同属“汉汾阳地”,故今人称其位于“今山西静乐县西”是对的。但那只是“汉汾阳邑”而已,如上所分析,王先谦谓此即惠公所“指封”的“春秋晋汾阳邑”未知何据,却绝对是错误的。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王先谦的说法对后世影响颇大,不仅为诸版《辞海》所采用,许多学术著作也都因袭了王说。例如,著名学者张舜徽、刘乃和先生任顾问,王利器先生主编的《史记注译》(三秦出版社1996第三版)一书,《晋世家》中“汾阳”的注释就是“汾阳:晋地名,故城在今山西省静乐县西。”邬国义等编著的《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在“晋语二·里克杀奚齐而秦立惠公”条亦注曰:“汾阳,晋国地名,在今山西省阳曲县西北。”李维琦《白话国语》(岳麓书社,1994年版)晋语二“汾阳”的注释也说:“汾阳,地名,在今山西静乐西。”即如上面引述的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在许多词条后面的“编者按”中都有指误纠谬的校记文字,而在“太原郡·汾阳”条下幷未指出王先谦“惠公以命里克”说的错误,只是说“治今山西静乐县西”,似乎也是对王说的一种认同。
  诗曰:
  “汾阳”不是此“汾阳”,
  周名汉域各异方。
  晋室早拥并州地,
  一统未必是秦王!
  看来,这桩学术公案也该“拨乱反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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