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与戏

父亲胡永发，生于一九二八年，逝于一九八三年。他本是河津小梁胡家堡村人，却为了唱戏，背井离乡，将家迁至柴家苍底村。

父亲自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为让唯一的妹妹吃饱穿暖，他拼命跟着村里的包工头盖房子。寒冬腊月，工程暂停，酷爱唱戏的他便到村里的家戏班学戏。他天资聪颖，学得认真，很快便唱红了十里八村。

一九五一年，他与本村的胡官牢、胡和家、胡存发等二十五人组成建筑同业工会。热血沸腾的他们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番。父亲垒砖技术精湛，被大伙誉为“瓦刀红”。正当他干得如鱼得水时，一九五五年，河津县委决定成立“河津县蒲剧团”。县文化馆负责人张健同志慕名而来，三番五次邀请父亲加入。

蒲剧团初建，人手紧缺。父亲早年在家戏班摸爬滚打，有一定表演基础，一到团里便成了台柱子。他演老生活灵活现，扮胡子生满堂喝彩。有时人手不够，连一兵一卒的配角也由他顶上。父亲常年随团演出，无暇顾家。一次，母亲生病，找到团里想让父亲请假照顾几天，张健团长却说：“我们整个剧团就像一台机器，孩他爸就是那颗最重要的螺丝钉，缺了它，机器就转不成了。”在父亲眼里，戏比天大。母亲年轻时身体不好，三天两头住院。父亲万般无奈，只好让母亲带着年幼的大哥、二哥搬到舅舅家所在的柴家镇苍底村，以便亲人照应。后来父亲年事渐高，不宜再登台，剧团便安排他管理剧院内务。

一九八二年冬，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父亲刚扫完院子，正往学生宿舍的炉子里添炭，戏训班张礼荣老师因临时有事，托他代课。父亲在为一名学生纠正动作时，用力过猛，那孩子一不留神将父亲推倒在舞台边缘。好险！父亲头磕在地上，左胳膊和左腿已悬在舞台之外，幸好两个眼疾手快的孩子拉住了他。可摔倒后的父亲头晕脑胀，不能言语。送医检查，医生说是因撞击突发脑溢血，必须住院治疗。从此，母亲陪着父亲辗转河津、稷山多家医院，来来回回近一年，病情始终未见好转，不久他便撒手人寰。那一年，我才十三岁，刚上初中二年级。

家里的天塌了。我在无边的黑暗中奋力挣扎。挣扎的间隙，我想到了母亲。面对如此困境，她该是何等的绝望与无奈？

父亲走了。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含泪接过剧团书记杨俊学同志送来的五百元丧葬费，一下子懵了：这是真的吗？孩他爸真走了？是的，母亲，父亲与我们阴阳两隔了。他一生以团为家，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最后竟像一片还没来得及泛黄的叶子，匆匆飘落。

在母亲心里，剧团和父亲是一体的，血脉相融，都是她生命的一部分。父亲去世后第二年，我们苍底新舞台落成。村干部想请“永济县蒲剧团”来唱开台戏。敏感的母亲得知后，亲自到大队部说服村干部，一定要请“河津县蒲剧团”。

河津县蒲剧团要来我们村唱戏了！人们欢快地奔走相告。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母亲割肉、买菜、炸油饼，脚不沾地忙了两天，拿出了我们当地待客的最高礼数：猪肉大葱拌馉垒配油饼，两个凉菜、两个热菜，外加一大锅八宝粥。她热情地请全团人员到家里吃饭。席间，不知谁说了一句：“我昨晚梦见老胡在台上同我们一起演《金沙滩》，他演的杨继业，那唱词、那独白、那一招一式……像被施了魔法，把观众的目光全吸住了。”母亲闻言，心里一沉，泫然欲泣。在母亲心里，剧团的每个人都是她的亲人啊——她为他们拆洗过被褥，照看过孩子，做过多少顿好吃的……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已是九十五岁高龄。父亲的死，仍像一块石头压在她心上，痛得她喘不过气来。唯一令她欣慰的是，常有父亲生前的同事和学生提着大包小包的好吃头来看望她。我们做儿女的便趁机和客人一起劝她放下包袱，安度晚年。怎奈人老了爱念旧，她一直念叨：父亲这辈子是为戏而生的，也是为戏而死的，只是死得太仓促、太憋屈了……

我知道，对父亲而言，为戏而死，死而无憾；可对母亲而言，为戏长叹，爱恨纠结——我心疼不已。

如今，我常常扑进母亲的怀抱，去寻找父亲的影子，去溯源追本，尽情吸收她身上那种经过岁月淬炼的高级营养。推开母亲家的院门，一声“嬷”还没出口，我便被满院竞相绽放的月季花惊呆了——这是母亲亲手栽的月季吗？我怎么觉得它们像是当年父亲在剧院院子里栽下的，穿越而来，那扑鼻的香气里，氤氲着父亲母亲当年生活的点点滴滴。陶醉中，我循着花香漫步挪移。轻轻推开房门的一刹那，我的心又一次被眼前的场景震撼：窗台上的老年收音机，正播放着河津蒲剧团温俊祥老师的蒲剧《芦花》；而我的老母亲，盘腿坐在炕上，凝神盯着桌子上父亲的遗像，喃喃自语……

恍惚间，我觉得时间倒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剧院：那花、那草、那舞台，那些住在院子里的亲人，还有那柳树、法桐、洗衣池、石桌石凳，以及与我一起玩大的小伙伴……

唉！我的父亲母亲啊，你们又在拉呱着什么呢？

胡珍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