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治通鉴》看力戒形式主义

□江文

司马光 （资料图）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闻名于世，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备受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推崇。《资治通鉴》中不仅反映了兴衰治乱的道理，也记载了许多政治事务的治理之道。通观《资治通鉴》全书，可以发现古代的形式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首先是文风虚浮华丽、言之无物。这样的文风对治理国家毫无裨益，不仅会影响政治，也会延伸到军事领域。比如，《资治通鉴》第202卷记载，太学生魏元忠曾经上奏唐高宗，他指出：“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丽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于理乱哉！”魏元忠认为朝中的文风华而不实，只讲遣词造句，不追求经世致用，武官也只是求骑射功夫，而没有将精力放在战略战术上来，从而导致唐朝国力削弱，在西征吐蕃时遭遇失败。

其次是“形象工程”劳民伤财、浮华无效。据《资治通鉴》第11卷记载，西汉初年丞相萧何主持营建未央宫，刘邦见到宫殿如此壮丽，十分愤怒，批评萧何不顾连年战事劳苦而铺张浪费。而萧何却回答：“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转怒为喜，支持了萧何的做法。为此，司马光对萧何的言论进行了批驳，他在《资治通鉴》中提出：“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服天下也。”他认为真正的权威是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靠华美的建筑来彰显。在天下尚未安定之时，理当节俭用度，优先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

再次是以“处处留痕”代替正常工作。《资治通鉴》第192卷记载，有人告发大臣魏徵偏袒亲属，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问，没有实据。温彦博在审查时认为魏徵没有留下办事的痕迹，远远地避开嫌疑，内心虽然无私，但也有应责备的地方。于是，魏徵上奏唐太宗说：“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魏徵坚持认为，上下级之间要以诚信相待，如果事事都过于追求“留痕”，会损害双方合作共事的信任基础，不利于正常开展工作。

同样，从《资治通鉴》中也能归纳出几种破解形式主义的方法。

首先是领导者要以身作则。正如唐太宗所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当面对复杂的利益纠葛和人际关系时，领导者必须要保持一颗淡泊简易之心，通过身体力行、以上率下，达到“躬化易于上风，体训速于草偃”的目的，以此来阻断形式主义生长的土壤。比如，《资治通鉴》记载，后周太祖郭威提倡质朴简易，不喜浮华，在立国后他对大臣们说：“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鼓励各位大臣直言上书陈事，不须修饰整饬。北魏时期，大臣们曾经请求加固京师城墙，修缮皇宫建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不同意，认为国家的建设“在德不在险”，治国安邦关键在于人心向背、德行薄厚，不能过于注重外在形式。

其次是注重提升官员考核的实效。中国古代从秦汉开始都非常注重官吏的考核，到唐朝日趋完善。通过对各级官吏实行全面考核，来端正其为政态度，提升其治理能力，减少敷衍塞责行为的出现。但是，官员考核如果只注重形式而忽略效果，也会容易衍生出新的形式主义。为此，《资治通鉴》中特别强调了官员考核要注重实效。比如，第73卷记载了司马光对东汉考课之法的议论，反对依赖过于繁琐的考核程序来判断官员的业绩，避免官员考核流于形式。

再次是精简政务。破除形式主义必须精简政务，减少不必要的规章制度和繁文缛节。《资治通鉴》第43卷记载，东汉时期光禄勋杜林的上奏。杜林认为汉朝初兴时，废除苛政，四海之内欢欣鼓舞。等到以后，法令逐渐增多，以致发展到有法不禁，有令不止，上下互相掩护逃避，弊病更加严重。光武帝刘秀采纳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提出要精简官吏，考核实绩，精简政务，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百姓服务。

最后是重用厚重质朴之士。对于厚重质朴的名臣名将，《资治通鉴》中多有称赞，比如，西汉周勃“重厚少文”，丙吉“为人深厚，不伐善”，东汉吴汉“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达”等。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需要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选用这些厚重质朴、不尚华丽的高尚君子，罢黜那些华而不实、虚浮缥缈的投机之人，是破除形式主义的又一关键。 （《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