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不久查阅清·光绪《永济县志》，在“卷16艺文”，发现了由晚唐诗人皮日休撰写的《首阳山碑》。该文是纪念埋葬在永济市首阳山，距今3000多年前古孤竹国的两位公子伯夷、叔齐，虽不到300字，但反复阅读后，收获不小。原文如下：
“天必从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圣应千百年之运，仁发于祥，义发于瑞。上圣帝也，次素王也，莫不应乎天地，亘乎日月，动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穷生，确然金石，不足为贞，澹然冰玉，不足为洁，非其上古圣人，不以动其心，况当世富贵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则天地不可得而应者也。呜呼！夷齐之志，当以神农虞夏形于言。由是观之，岂有意于文武者哉？然迹其归周不从谏而死，彼当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谏，则夷齐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饿死责乎天道。呜呼！若夷刘之行，可谓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饿死，天可责也。苟夷齐以殷乱可去，而臣于周，则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阳之厄乎？若夷齐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应者也。天尚不可应，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该文大意是：自古天必遵从道，道不由天来决定，这说的就是人事的道理吧？伟大的圣人顺应千百年来的天命，于祥瑞之地生出仁义。上自帝王，再到孔子，没有不顺应天地，横贯日月，使鬼神动容的。也许有人坚守道义如草芥般死去，秉承志向在穷困之中生存。他们的品行确实像金石般坚固，但这也不足以称为有操守；像冰玉般干净，但也不足以称为纯洁。因为其不是崇尚古代的圣人，没有发乎内心去做这些。他们尚且如此，更何况当代的富贵之人呢？他们自信于这种道，那么天地便不能感应到他们的道，从而顺应他们了。唉！伯夷、叔齐的志向，应当是神农、虞夏那些圣人的精神形于言外的表现。由此看来，他们哪里是有心于文王和武王呢？然而，推究他们归附周朝，却因武王不听从他们的劝谏而死去，他们本当是去寻找西伯，却得到了武王的认可，这不也是一种得仁吗？武王已经认可了伯夷、叔齐的仁义，却又不采纳他们的劝谏，那么伯夷、叔齐也是死得其所了。司马迁因为伯夷、叔齐饿死，便指责天道不仁。唉，像伯夷、叔齐的行为，真的可以说是道不由天来决定吗？假如伯夷、叔齐没有得仁而饿死，那么天就是应当受到责备的。假使伯夷、叔齐因为商朝乱治从而离开，然后臣服于周，那么就在周武王的官臣之列，又怎么会有饿死在首阳山的穷困之境呢？如果伯夷、叔齐相信他们的道，那么天便感应不到他们，从而顺应他们了。天尚且感应不到，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
永济古称蒲阪，亦作蒲坂，传为舜都，秦时建县，曾为州、府、郡、都、道等治所，历朝历代曾屡屡修志。而记述最全面、保存最完整的旧志，当属编撰于光绪丙戌年（1886）、亦称作光绪十二年的《永济县志》。
《首阳山碑》是唐代皮日休创作的一篇散文。皮日休（约834~？），字逸少，又号醉吟先生、醉士等，后改袭美，襄阳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唐懿宗咸通八年（867）进士，曾任著作郎、太常博士、毗陵副使等职，后参加黄巢起义（878~884）任翰林学士，卒年不明。皮日休是晚唐著名诗人、文学家，与陆龟蒙齐名，世称“皮陆”。他的诗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反映现实、关心民瘼，对于社会民生有深刻的洞察和思考。
赏读《首阳山碑》，不禁有如下感受。
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赞誉皮日休的文章，为唐末“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仔细思索这番话，结合《首阳山碑》一文，我们不难感受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光芒。无论是开头的天、道、人，圣帝、素王、天地、日月、鬼神，还是其中的仁、祥、义、瑞，秉志、穷生、澹然、冰玉等，无不体现了环境的艰难困苦、现实的努力奋发，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和幸福的理想生活。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引用名相魏征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屡屡告诫诸位大臣，久而久之成了其“名言”，可以论断，同为唐朝的皮老先生一定接受过这种思想。
如此来看，文章从一开头“天必从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接着又屡屡诘问：“非其上古圣人，不以动其心，况当世富贵之士哉！”“然迹其归周不从谏而死，彼当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及至文末还再三强调：“天尚不可应，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皮老先生再三劝诫人们：天不是那么纯洁的、道不是那么至尊的、帝王并不是那么万能的、鬼神也不是那么通畅的。他所尊崇的是百姓为本，是人民至上。他后来参加黄巢农民起义，在农民政权中任翰林学士一职，也就不足为奇了。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与嗟徂兮，命之哀矣。”这首《采薇歌》，出自太史公司马迁编撰的《史记·伯夷列传》，深刻形象地描写了奄奄将息的伯夷、叔齐，在生命最后一刻喊出了对当时世道的怨愤之声。
伯夷、叔齐饿死后，为了纪念他们“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的高尚气节，永济市韩阳镇长旺村村民在家乡首阳山，为其修建了两座大冢，祖祖辈辈为其守灵祭祀。历代统治者从汉唐宋到元明清也都有建设，逐渐形成规模宏伟的“二贤祠”建筑群。当地村民把这块地按庙的方向，称为庙前、庙东、庙西，七八亩地大，分前后院，中间有腰厅，大小房间几十个。可惜日本人侵华时，1942年的一场大火，把二贤庙全部烧毁。庙里王羲之、李世民、韩愈、柳宗元、王安石、司马光、忽必烈等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千古名流，撰写的虽残损不全、但却无比宝贵的石雕、石碑，在“文革”中被损毁。
目前，旷野里只剩下了两座土垒的大冢，其中一块刻有“山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伯夷叔齐墓’，山西省人民政府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二日公布，永济市人民政府立”的石碑，还有从海内外接踵而来的吊唁者们绵绵无尽的思念。
（编辑：陈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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