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一名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本期讲述者樊小乔先生的堂兄樊耕农受我党指派潜伏于阎锡山要害部门，像一把利剑插入敌人的心脏。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樊耕农年仅28岁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本文旨在重视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还原革命先驱者的英雄事迹，告慰长眠于地下的英灵。教育年轻一代，要牢记和平日子来之不易。
讲述者：樊小乔，65岁，原盐湖区上郭乡乡长、运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盐湖分局副局长
樊耕农烈士在延安(资料图)
出生耕读之家 从小志存高远
我的堂兄樊耕农烈士，1915年7月出生于运城市盐湖区大渠街道办事处寺北村一个农民家庭。原名运锁，又名振鹄，后更名为耕农，1939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时名为樊璞。1943年12月26日牺牲于阎锡山首脑机关驻地山西省吉县克难坡。1983年被国家民政部、山西省人民政府审批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的祖父樊遇太是清末武甲，精通武术，思想进步，为开明绅士，尤其喜欢结交读书人，支持儿女上进，举债也要供后辈念书求学。他治家严厉，在家中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家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祖父共育三子一女，长子樊寅即樊耕农之父，上世纪二十年代山西大学法律系毕业，终生以教书为业，病故于西安。二子樊宏，早年在运城求学，并在驱逐运城师范反动校长的学潮中，与耕农一同领导学潮，号称“叔侄二樊”，1939年至1943年任永和县长，为革命作出一定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定居北京。三子樊宁，即我的父亲，抗战初期在王一然指引下，1938年春进入抗大四期学习，新中国成立后辗转成都、西安两地以教书为生。父亲一生酷爱书画，是西安市著名书画家。我1953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童年在天府之国度过，少年时回到父母身边，经常听父亲讲革命家史，尤其是兄长耕农刻苦学习、为革命献身的事迹，不断激励着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樊耕农从小在家训、家风的熏陶下，学习刻苦认真、聪颖机敏、多才多艺、志存高远。少年时就读于山西省立第二附属小学，成绩优异。1929年考入运城省立二中初中部学习。1933年夏，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高中部学习。在校读书期间他踊跃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在党的培养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走上革命道路 成为一名党员
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了纱厂工人顾正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掀起反帝高潮。消息传来，在党组织领导下，运城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二师”在中共组织下发动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开展募捐活动，支援上海工人阶级斗争。当时，樊耕农还是“二师”附小四年级学生，他和同学张志义接受任务，从运城市区西街至东街进行募捐，并参加了游行示威，清查日货。游行队伍砸烂了当地最大的陈列日货的店铺“祥瑞魁”玻璃柜，掀起了鼓舞民心的反日热潮……早年这些革命活动，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种子。
1932年，樊耕农考入运城省立二师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进步学生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这是一个公开的学术研究团体，属中共外围组织。它以研究社会科学为名，吸收进步同学参加，讨论社会科学，传播马列主义，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发现、培养共产党积极分子。该研究会会长由共产党员担任，下设研究股和庶务股，在语文教师李尧夫（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毕业）、训育主任张衡宇（共产党员、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抗战期间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秘书长，百团大战中牺牲）的指导下，研究会举办讲座，讲授“社会发展史”，讨论“中国农村经济”等问题。樊耕农积极参加研究会活动。在此期间他认真阅读进步报刊，并在王一然（时任该校教师）姑父的指引下，进步很快。后来他担任了研究会研究股长，其战友景秦珍（共产党员）担任会长，战友丁皖生担任庶务股长。1933年运城二师“社联”编印《晨光》学刊，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介绍苏联革命经验，耕农担任文艺编辑，设计封面，编撰革命文艺稿件。1934年，《晨光》被运城警察局局长以“鼓吹阶级斗争”为由查封，编辑景秦珍（中共党员，曾任运城幼师校长）被捕，景秦珍托其父给耕农传递消息，耕农得以及时撤离，使反动军警逮捕落空。樊耕农西渡黄河到达西安，进入西安高中。1933年9月樊耕农经张一琦、李延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密赴延安受训 勇担特殊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人心惶惶。在此危难之际，已考入武汉大学的樊耕农热血沸腾、投笔从戎，毅然决定回到运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与王芷衡、屈斗三等一道创办《河东日报》（地址在运城西街一居民后院），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唤起民众投入到抗战斗争中去。《河东日报》社长是王芷衡（运城县政协委员，大渠农中校长），编辑是耕农和屈斗三（临猗县人，曾任运城二师教师）。当时运城尚无地方报纸，《河东日报》是唯一的综合性油印小报。耕农担负收录新闻、撰写社论、刻版印刷等繁重工作，每天工作到深夜。该报刊载了大量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日寇暴行的文章，以及军民浴血抗战的英勇事迹，对鼓舞河东民众积极参战、支援前线、激励士气起了积极作用。从1937年8月到11月，耕农为该报付出了心血。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二战区总部退驻临汾，山西战局急转直下，阎锡山采纳“牺盟会”意见，在临汾创办“民族革命大学”，杜任之（山西万荣人，共产党员，曾留学德国）任教务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为山西省民盟负责人，后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经王一然介绍，樊耕农任该校教务办公室干事，帮助处理日常事务。
1939年年初，樊耕农要求到延安学习，经杜任之和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介绍，耕农以回家探亲为名，秘密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进入抗大学习。是年秋，杜任之任第二战区军政民训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主管训练和任免干部工作。他派张献庭（平陆县人，中共驻二战区地下工作人员）借到中条山巡视教育之便，将耕农接到陕西宜川秋林镇总部任“训委会”秘书。从此，杜任之直接领导耕农从事统战和情报等特殊工作。
插入敌人心脏 秘密斗智斗勇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前后，党中央经由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转达，任命杜任之为中共晋西特别组组长，归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王若飞领导，日常工作由王世英联系。杜发展工作人员十余名，为加强领导，深入隐蔽开展工作，王世英联系的3名地下党员参加了特别小组，樊耕农是该组成员，协助杜任之工作。成立后，该组织通过王世英向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在此期间，耕农在敌人心脏竭尽全力营救了一些革命同志。如当时杜任之听到阎宪兵要逮捕“民宣队”指导员刘鸿远（后叫刘雁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鞍山市副市长），立即派耕农急行15里，赶在宪警抓捕之前，通知刘从山路投奔延安。
1940年初夏，二战区总部移驻山西吉县克难坡，至1941年年初，执行部改组，采用“高干驻会委员”三人集体负责制，领导日常工作。执行部为办事机关，一切军政大事由阎锡山亲自主持的“高干会议”作出决策。由于耕农长于写作，沉着干练，又写得一手好字，深得执行部领导干部的信任和重视，于是经杜任之运作，调樊耕农担任执行部办公室秘书（少将），专门负责“高干会议”的记录和起草撰写重要文稿。这一工作，为他给党中央搜集重要情报提供了便利。阎锡山在召开高干委员（委员13人，连同候补委员20余人，都是高级军政要员）会议讨论问题时，耕农与会做记录，真可谓深入“虎穴”。会后当晚，夜深人静时，他将会议上阎锡山的语言、态度，以及讨论中的重要情节写成报告，秘密递送“八路军办事处”转报延安党中央。当时王世英对杜任之赞叹说：“我们的耳目安在阎的心脏了！”
阻止阎伪降日 壮烈为国捐躯
1941年春，杜任之负责办理的“民族革命政治研究院”移驻南村，原由地下党特别小组领导在克难坡的工作人员与进步青年，就经常与耕农联系。他们曾几次召开秘密会议，根据党的文件精神，分析形势，进行宣传教育。至初夏，阎锡山降日活动加紧。耕农在会上揭露阎准备降日，并发展特务组织，加强控制，并要求与会同志提高警惕，团结进步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利用矛盾，打击顽固分子。
在抗战进入最艰难的相持阶段，阎锡山积极准备降日，为了加强对其高级干部的控制，是年秋，阎决定开办“秘书组”训练一批干部，以便派给各地高级军政干部做随从秘书，实为监视，这对于我党是个很有用的阵地与机遇。经杜任之活动，通过高干驻会领导组的提名，阎锡山批准樊耕农为秘书组主任干事，主办训练工作。
1942年春，阎锡山积极准备公开对日投降。党中央指示晋西特别小组：“阎锡山是个军人，公开投降，比汪精卫对民族的危害更大。因此，必须设法阻止阎公开投降。”在此期间，由王世英处长代表我党对阎锡山直接晓以大义，进行劝诫。同时由杜任之与樊耕农等以各种群众的口吻，在夜间写了几种不同笔迹的匿名信，投入阎设置的“密告箱”予以严重警告。阎看后，对时任山西省主席的赵戴文谈及此事时，惶惶不安、心有余悸，最终阻止了阎锡山公开投降日寇的图谋。
抗日战争期间，樊耕农直接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潜伏在阎锡山身边，担任高干执行部秘书，将大量情报及进步人员输送到延安，并在党组织领导下，及时挫败阎锡山与日军和谈投降举动，他在隐蔽战线为我党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被中央领导誉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国家安全部2008年1月编撰出版的为纪念隐蔽战线做出特殊贡献烈士的纪念册《无名的丰碑》中，记载了樊耕农的英雄事迹。
1942年2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樊耕农与太岳根据地女干部刘生岚结婚，樊耕农介绍刘生岚入党。王世英代表党组织特地给他们送去200元法币作为结婚费用，杜任之做主婚人。他们结婚时，通过运用阎锡山高干中的矛盾，让阎锡山亲信梁某做了证婚人，并在阎区权威报纸刊登了结婚启事，二战区党政军界高干240余人应邀参加婚礼。结婚后，刘生岚积极配合协助樊耕农为党工作，通过她同阎锡山的五妹子阎慧卿的亲密关系，搜集传送了大量情报，同时也引起阎锡山集团一些顽固反动分子的仇视与猜忌。
1942年春，当阎锡山与日本侵略者举行“安平会议”时，阎锡山故作姿态，发动所谓“晋西革命根据地大保卫战”，将阎总部大部分干部编为几个战地工作团，派往各地专区进行“战地工作”，“秘书组”干部、学员全部编入“战地工作第四团”。后有人向阎锡山密报樊耕农是“共产嫌疑分子”，因此，1943年春樊耕农被调离二战区总部秘密监禁，由“驻会高干”连续进行审查。在沉重的压力和酷刑下，樊耕农坚忍不屈没有出卖组织。后因为备受折磨、身患重病。阎集团不给治病，反而更加施压摧残，致使樊耕农病情愈加严重，于12月26日，不幸辞世，年仅28岁。
樊耕农被阎锡山监禁审查时，杜任之也遭阎锡山扣押。在十分艰难情况下，杜仍然想方设法前去樊耕农窑洞探视，一对坚定的共产党人、亲密战友相互鼓励，表示要坚持斗争到底。樊耕农遭监禁时，怀孕的刘生岚坚持在前方工作，获悉樊耕农病危后，一路坎坷，赶了五天路程回到克难坡。让刘生岚没想到的是这次见面，竟然是她和丈夫的诀别。刘生岚强忍悲痛，在杜任之、沈洪江等战友的帮助下，将丈夫安葬。一位坚定的年轻战士，不忘初心、忠于信仰的无名英雄，从此长眠于黄河之滨。 （记者 孙云苓）
（编辑 吴琪萌）
晋公网安备 1408020200042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