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生死，从此享受每一天的温暖与平静

本期讲述者：吴诚，八十三岁，离休干部，抗美援朝老兵

我生于1935年农历6月，1949年元月参加工作，在夏县一高当工友，第二年辞工后又在本校上了半年学。后期因交不起每月45斤白面而差点辍学，1950年10月，刚好赶上解放军华北军区汽车学校来运城招生，我便报名考试顺利过关，参军入伍。华北军区汽车学校学制为两年，校址在山西大同原二战时日寇建的一个叫坂本营房的地方。

我们入校时朝鲜战事正酣，前方急需补充大量汽车兵，因此学校将学制又改为一年，课程的压缩使学习变得异常紧张，几个礼拜才能休息上一天。刚到学校时，以各省为单位组成一个队，咱山西来的学员为第3大队，当学员到齐后又打乱重分，我又被分到第1期第l大队3区队18班，大队长是杨普荣，助教张金印，班长是学员巨文华，区队长是张克勤。

在那里我经过了严格的驾驶技术训练。大长途驾驶是去内蒙古地区人烟稀少的地方去拉练。学校配备的教练车很杂，全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过来的，有日本的同合、尼桑，苏联的格斯、吉斯，美国的司帝百克、吉姆西、道奇、雪佛兰等等。我所在的班分的是日本三几年生产的同合，经常出故障，但助教张金印师傅技术非常好，都能很快排除。军校的伙食保障在当时和当地就算是很好了，以小米为主，其次是玉茭面、莜麦面，白面很少，每周只能吃一两餐。菜是老三样：土豆、茴子白及绿豆芽。因我从小吃苦已成习惯，感觉生活已很好。

当我们这期学员快要毕业时，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双方兵力消耗很大。志愿军英模团来校作报告，讲述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种种暴行，全体学员义愤填膺，大家纷纷喊口号、写决心书，还有的写血书，坚决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保家卫国。我当时虽然只有16岁，但也同样是热血沸腾，向学校递交了参战决心书。

1951年9月l3日，学校举行了毕业典礼，全校4个队的所有汽车全部排在大操场上，场面非常壮观。教育长付银生，原是彭德怀司令员的警卫员，作风非常硬朗，他站在汽车驾驶室上作了慷慨激昂的毕业训话，也算是参战动员。随后给每个学员发了毕业证。因时间太紧，毕业证上贴相片的地方都留下空白。从朝鲜前线赶来接兵的部队领导也参加了毕业典礼，典礼后紧接着是宣布人员分配名单。第一批宣布的是补充到32师的学员，随后是我们这批33师的学员。

典礼当天，我们就乘火车赶往河北廊坊33师汽车连，进行了3个月的战前集训，在冬天来临时又前进到辽宁凤城。当军列行至沈阳打虎山车站时，上级命令全体人员换上志愿军新棉衣。我被分配到33师独立高射炮营营部。33师是一个半机械化步兵师，下辖3个步兵团，加一个坦克团、一个炮兵团，全部是清一色苏式装备：步兵配的是7．62毫米带刺刀的步枪，汽车兵配的是枪身稍短的便于携带的7．62步骑枪，机枪连配的是12．7毫米高射机枪，火炮是37毫米自动高射炮，各连都配有苏式格斯63牵引车、格斯51运输车。因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国家的综合国力还不强，入朝作战部队的武器配备并不能达到满编，只能是边作战、边补充。

入朝那天，我清楚地记得我开的是格斯5l，拉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趁着夜幕的掩护行进，鸭绿江铁桥较窄，汽车与火车并行，桥边没有栏杆，稍不谨慎就有掉下去的可能。虽然是冬天，我手心里也出了一把汗。过桥就到了朝鲜的新义州，我心想这里已是朝鲜，自己已进入战场，不由得心跳加快、热血沸腾。

就在我遐想时，突然空袭警报四起，非常刺耳，紧接着几架敌机呼啸着直冲鸭绿江铁桥而去，企图炸断我军唯一的生命线。就在我担心之时，刹那间火光冲天，守桥苏军探照灯像火柱一样直射夜空，照得满天通明，顿时夜如白昼，各种高射炮一齐开火，在空中编织了一道道密集的火网，敌机见无机可乘仓皇而逃，真是有惊无险。随后，我们的车队继续前进开了数公里，又一拨敌机呼啸而来，整个车队立即按照预定方案关灯夜行。当敌机过后，车队继续前进到成川附近便休息了，各自找了个隐蔽地方把车藏好。

我们营很快就进入战斗状态，每天都和敌机较量，高炮射击非常壮观，大家都会走出防空洞看热闹，当敌机进入射击圈，各山头的火炮机枪一起开火，打得它们左右摇摆，四处逃窜。

在一次战功总结会上，营首长宣布，我们共击伤击落敌机20余架，活捉飞行员一名。

飞机和高炮是矛与盾之间的关系，我记得很清楚，1953年3月7日(因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7日为哀悼日)，我们的伙房安排在一个小水沟旁，我去打早饭刚下到半坡，突然听见飞机响，回头一看，敌机擦着山头过来，扔了3个炸弹，初看炸弹较远，因惯性眼看着往我头上飞过来，我赶紧爬在一个大石头后面，炸弹爆炸狼烟四起。虽然我幸免遇难，但我营损失惨重，老乡的草房着火了，还死了两个人，我营牺牲三个人，其中李云龙19岁是云南人；电话班蔡永祥是四川人，他正在防空洞吃饭，炸弹正好落在上面，他被活埋，班长万道槐在门口唤大家用手刨，但救出来后他已牺牲了，年仅18岁……

到1953年7月份，志愿军总部又把我师调到中线准阳地区，配合60军攻打1089．6高地，名叫鱼隐山，山上有五个团的敌人，还有一个小型飞机场。为了加强战斗力，我33师又配备一个坦克团、一个卡秋沙火箭团、一个汽车团，火力非常强大。1953年7月22日凌晨3点钟左右，师汽车连我的老同学张凤洲来我营，传达了师长童国贵的命令，抽调9辆车从下泗洞库房拉122榴弹炮弹运往前沿阵地，当天，虽遭敌机多次轮番空袭，但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二天，7月23日，是我永生不忘的日子，还是9辆车早三点出发，第一个车司机郝耀华同志很机灵，天刚亮还没等敌机来他便完成了任务。等到我们排队装好炮弹时就八点多钟了，每次执行任务我都是在最后收尾，这也是领导对我技术的信任。

出了库房不远就要爬下泗洞山，刚走不多远，机枪班长宋富田发现他的车有毛病，技师陈愚忠便下车检修，我感觉车停在这相对空旷的地方很危险，便往前开，果然，刚走不太远敌机来了，敌机很有经验，先是扫射打停前面车，然后再投弹堵住后面车。机枪打在我的车上和地面上直冒火星，我加大油门冲到前面半山腰来个急弯，把车紧靠山停下，这个地形很有利，右面紧靠山左面是沟，投弹炸不着。我和副司机陈晋刚趁着敌机轰炸空隙，赶紧跑到离车较远较安全的小水沟里卧倒。陈晋刚19岁，是广东人，因初上战场，胆子还有点小，我把他安排到一个树根下藏了起来。轰炸过后，我赶紧起身查看情况，发现损失惨重，车辆全部被炸毁或炸坏，其中5辆着火，2辆炸坏，我的车也多处中弹，车上的土就有十几厘米厚。最近的是二连王文全的车，我看见他的助手站在车边直流泪，我向他要钥匙想试一下车，他说钥匙在王文全手里，但他已经牺牲了，炸弹落在他身上。

我忍泪再往前看，更是惨烈，那几辆车还在燃烧，又牺牲了3名战友：刘家本江西人，20岁；张嘉达广东人，19岁；宋伯波广东人，20岁，当时他还活着，只是把噪子炸坏了，看着流血但不能包扎，眼看着就要牺牲了，但他很坚强地用听不太清的声音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便慢慢地停止了呼吸，大家都很悲愤……

7月23日当天，营里也遭到敌机突袭。情况是这样的：副排长姚奇因挤伤住院，班长张可玉去医院送被子时存有侥幸心理，以为用小吉普车去很近的医院送东西不会有事，便和李玉成司机开车上路了。刚出门，一架敌机从山沟里擦着地面飞过来，这时高炮和机枪根本反应不过来，敌机投的3枚弹正好把小吉普包围，吉普是敝蓬车，一弹片正好打在张可玉的左额头上，鲜血直流，李玉成赶紧背他去医院。

哪知他俩体格相差太大，前面提到，张可玉是一个身高l米8，体重180斤的篮球队员，而李玉成小巧玲珑，身高只有1米6，体重还不到100斤。背上的张可玉下巴压在李可玉的后脑上而脚却拖在地上，背不到一百米就体力不支，后来，大家只好用手提着担架送他到医院，后来上级又把他送回辽宁宽甸县志愿军医院接受治疗，伤好后归队。

7月24日，营首长派二连长把牺牲的4位烈士遗体就地安葬。同日牺牲的还有师汽连的牛兴公和他的助手，他们的年龄都不过20岁，为了祖国、为了朝鲜人民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7月23日离7月27日朝鲜和平谈判生效之日仅有4天，但这些战友都没有熬过来，真是太可惜了。这场战役，我33师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代价，但英雄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几乎每天都有捷报传来，师部不时通知我营派出司机去开缴获的坦克和汽车，等1089．6高地(鱼隐山)全部收复时，敌人整5个团的兵力被全部消灭，还俘获一架小型飞机。

7月24日，我把自己的车整修了一下，营里派指导员王爱民、战友张晋普和我一同开车回国拉物资，走了一夜我感觉特别安静，没有一架敌机干扰。到八九点老乡叫我们起来吃饭时，看到路上过来几辆车，车上的战友正在呼叫他们的伙伴说“停战啦，不打啦，赶快走吧。”

7月28日，那天天气特别好，天上一点云彩都没有，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按大概方向顺路走，天黑总算过了鸭绿江，回到祖国怀抱。

紧接着就是八一建军节，部队过八一建军节比过年都隆重。喝的是最好的60度大白干酒，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喝过酒，几口酒下去头重脚轻脸发烫，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算是没事了。那时正好是我18周岁生日，那场酒也是我人生中最浓烈、最陶醉、最幸福也是最值得回味的一场酒。

到1954年9月份，我33师接到回国的命令，还是从朝鲜的玉平车站上车，到达祖国丹东(安东)市，车站上有很多人欢迎，有政府官员、学生、军队代表等，喊着口号打着横标，上面写着“欢迎首批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我们部队的番号从中国人民志愿军33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3师，隶属烟台的16军管辖。

1955年实行兵役制，最长是五年，但部队换不过茬，只能逐批安排退役。因当时全国刚解放，专业技术人才短缺，前几批技术兵退役后都被安排在各大省会城市及北京。我就没那么幸运，作为师里的技术骨干被一再延迟退役，直到1958年，刚好赶上了大跃进，我们这批技术骨干才退役。

回忆我亲历的抗美援朝战争已有67年，我思绪万千，情景历历在目。2017年清明节，我特别怀念和我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同一辆教练车上学驾驶的同学，他们中不少牺牲在它国异乡，遗骨难回成了无名烈士。但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着他们的名字、他们永远年轻的身影和可爱的模样：裴君仁，20岁；宋伯波，19岁；张嘉达，18岁；刘家本，19岁；王文宝，20岁；牛兴公，19岁；张建国，22岁；蔡永祥，19岁；李云龙，20岁……

以上烈士是我的亲密战友，我向你们三鞠躬，您们安息吧!

经历了战场的生死历练，到了和平年代，我怀着感恩的心情活好每一天。我每每想到那些年纪轻轻就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我就感觉到自己的幸运，我替他们惋惜，更珍惜难得的和平日子。我告诫自己，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珍惜生命，温暖而平静地活好每一天。 （记者 孙云苓整理）

（责任编辑：吴琪萌）